威斯尼斯人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经济学院、首都互联网经济发展研究基地共同发起《中财战“疫” 助力“六稳”》系列评论， 此活动汇聚了威斯尼斯人校内外专家学者，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为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策划：李全、欧阳日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

作者简介：徐翔，威斯尼斯人wns2233m经济学院副教授，2010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于2013-2014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2017-2018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同时，于2015-2018年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2018年起至今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曾获清华大学综合一等奖学金，清华经管学院陈小悦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主要讲授《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结构和金融发展。在China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Finance，Hoover Economic Working PaperSeries等英文期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改革》等国内一流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著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历程：回顾与展望》等著作。

正文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其全球性蔓延已经逐渐酿成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扰乱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也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构成相当大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主要冲击已然从疫情暴发初期的“中国市场供需下滑”演化成“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不足”，而西方国家采取的各项经济刺激措施在化解疫情的负面影响方面收效甚微。不可否认，如若疫情控制不当，全球经济将可能因此陷入严重衰退，进而改变过去一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结构。因此，在保证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我国制造业能否有效化解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将深刻影响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快慢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供应链上所处的地位高低。

疫情暴发导致全球供应链受阻严重

进入三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和影响在海内外呈现截然不同的表现。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有序进行，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进入恢复期，而严防境外输入现已成为各地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各国的疏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开始大范围蔓延扩散，截至目前海外累计确证病例总数已超过国内，其中，意大利、伊朗、西班牙等国受疫情影响极大，其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难以维持。

在疫情暴发初期，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主要冲击是“中国市场的供需下滑”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因隔离政策无法正常进行生产，以及正常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受到抑制。而在目前海外疫情普遍扩散的宏观背景之下，“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不足”问题已然上升为目前全球供应链的主要矛盾，且“断链”风险不断加剧。

按照当前疫情发展情势，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供应链受到的最直接的影响是疫情对于供给侧的直接阻断和严重干扰。今年1-2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工业生产活动大范围停滞，交通运输亦受到严重影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下降13.5%，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26.5%，正常的社会生产严重受阻。疫情蔓延到全球范围后，各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性中间品、零部件及生产设备更在全球范围内都将面临“断供”风险。无论是占全球70%产能的韩国内存，占全球50%产能的日本硅晶圆片（半导体核心材料），还是德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产量萎缩、供给不足等严重问题。

第二，西方国家对疫情认知不足，采取的经济应对措施不力。面对此次疫情，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纷纷推出或将要推出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对冲此次疫情对宏观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过去的一周内，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水平，欧洲央行提出包括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s）、追加1200亿欧元量化宽松等手段提振经济，英国宣布3300亿英镑经济援助计划，日本央行则也提出将推出更多的货币宽松政策。从总体上看，以上应对措施的思路与这些国家在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即试图通过“开闸放水”——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方式提振经济。然而，如同病毒本身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影响绝不仅限于金融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信贷扩张和需求不足，而是更多地反映在全球供应网络失效以及企业投资中长期放缓等供给侧问题上。尤其是考虑到此次疫情的传播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无可能在第二季度内完全结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贯穿整个2020年。

第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的间接影响尚未完全展现，仍需加以重视。首先，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各国已开始重视此次疫情并逐渐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但鉴于此次疫情的传染性之强以及前期西方各国的疏于管控，疫情在下一阶段的传播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譬如美洲、东南亚和非洲等人口密集的国家和地区是否会像欧洲一样发生疫情的大爆发，目前尚不得而知，这些国家和地区仍需严密防范。其次，对于疫情已经大范围爆发的中国和欧洲，是否存在二次爆发也仍是一个未知数。尤其是已经初步战役胜利的中国，能否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在复工复产的同时确保疫情防控到位，这将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此外，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造成生产过程的直接阻断外，其对于供给侧的影响还包括对劳动力的损害。由于后遗症评价针对的是急性病恢复期后功能损伤的情况，基本在治愈3-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评估，所以目前大部分新冠感染者还未进入这一时间阶段。虽然大部分病例表明轻症患者愈后乐观，但此次新冠肺炎对于劳动力的慢性影响还需医学界进行长期关注和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新冠肺炎治愈者的肺部功能是否会受到永久性损伤，有无其他后遗症，是否会影响其正常生活及工作，这些情况都将越来越明晰。最后，我们必须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习惯，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结构和企业投资模式，譬如疫情期间激增的线上消费、线上办公，以及一些企业调整生产线转产防疫物资等。而在疫情结束后，这些经济行为是否会恢复到之前的模式还是会按照新的模式继续下去，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衰退将深度改变供应链结构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逐渐将全球经济连接成一个异常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因此，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的级联效应（cascade effect）将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性疫情暴发的背景下，即使是工业部门比较完备的国家，也会受到严重的供应链冲击，使得旧有生产秩序难以维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自今年2月疫情在我国全面爆发以来，我国汽车行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零部件断供的风险，短期内的停产减产难以避免；而欧洲的制造业中心——德国在本国疫情暴发之后也面临医疗设备及用品不足的问题，其对他国医疗用品的拦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谴责。随着疫情在欧洲和美国的后续蔓延，全球经济将毋庸置疑的受到持续性的负面冲击，大范围的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需要充分意识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将有改善其自身供应链地位的机会。此次疫情在我国爆发初期，由于企业复工进度不一、产业配套不及时、国际物流受限以及成本负担有所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外贸企业在手订单面临履约风险，部分订单暂时出现了转移，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如今，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复工复产进程不断加快，面对全球性的持续供给不足，在保障国内需求的前提下，许多商品的“内销转出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口罩生产为例，目前我国口罩日产能产量均突破1亿只，国内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而面对口罩生产的关键材料——熔喷布的供应不足问题，我国企业自主研制开发出多款“新型熔喷布”替代品，为缓解熔喷布和口罩供应紧缺情况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中国生产的口罩将在全球防疫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

如何应对：中国制造业的二次突围

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体系经历了近20年的飞速发展，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目前占全球产值已超过三分之一，我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然而，从2018年美国悍然对我国发动贸易摩擦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有所抬头，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受到一定的外部阻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阻力，极大地冲击了全球供应链和我国工业制造体系。根据前文分析，此次疫情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供应网络，对我国制造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若应对得当，我国制造业将有可能实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后的二次突围，全面提高工业制造能力以及抵御外生冲击的抵抗力，真正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正确应对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链冲击，需要我国产业界和政策界共同努力完成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产能过剩”向“弹性产能”的转变。我国制造业当前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高新制造业产能相对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此次疫情暴发后，部分制造业企业实现了向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转产，充分利用产能保证了国内医用产品的有效供给，并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后成功转向出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强大的产能本身代表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经济市场的竞争力。通过保持相对合理的产能总量的同时，加快产能升级和创新，能够增加我国经济面对外生冲击的灵活性，促进我国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此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一大影响是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短期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生产受阻。为了降低劳动力不足对于工业生产的冲击，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工业信息化及数字化的投资，通过提高“智能制造”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以保持发生危机时的有效供给。在这一过程中，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将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投资“新基建”将能够发挥稳增长和促创新的双重作用，加快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

第三，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工艺”的转变。我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标签由来已久，中国生产的大量商品一直被看作物美价廉的代表。然而，“世界工厂”有时也包含着低端、低质甚至是山寨的负面含义。不可否认，在工业制造的若干关键领域——如半导体材料和装备制造，我国离实现自主化生产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仍然极度依赖国外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在部分生产工艺上仍处于落后地位。为了切实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一方面需要在工业生产的核心技术上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实现技术攻关和重要工业品量产，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通过技术引进和共同研发破解关键性的技术瓶颈。在这两项工作上，都需要国家对相关行业、企业及研究机构予以长期大力支持，保持战略耐心，逐步完善我国的基础科研体系和成果转化体系，真正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工艺水平。